一九七七年秋天，北京天气转凉。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里，粟裕大将正在伏案工作。秘书敲门进来说：“首长，江西来了一位老同志，名叫陈兴发，想要见您。”粟裕放下笔，抬起头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：“陈兴发？”随后，他缓缓站起身。
门推开，一位穿着朴素、身材清瘦的老人走了进来，粟裕一眼就注意到他左额上一道很深的伤疤。他快步绕过办公桌，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老人的胳膊，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兴发？真的是你吗？”
一九三五年初春，江西怀玉山地区战事紧张，当时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接到报告：负责掩护撤退的营长陈兴发在战斗中头部中弹，已经牺牲。粟裕沉默良久，此后几十年，粟裕一直以为这位营长已牺牲.
此时，当这位“烈士”突然出现在面前时，粟裕百感交集。他紧紧握着陈兴发的手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！”陈兴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，只是用力点头，眼眶泛红。一段尘封的往事，因为这次意外的重逢，重新浮现出来。
陈兴发于一九一三年出生在江西贵溪的山区，家里是靠租地耕种的农户，一九二九年，方志敏等人在赣东北建立起红军和根据地。当时十六岁的陈兴发没有犹豫，他放下砍柴刀，就加入了红军。因为他身手灵活，又有打猎练就的好眼力，很快被选入侦察队，负责侦察敌情和传递消息。
红军壮大后，敌人展开了疯狂围堵。一九三零年秋天，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反复“清剿”。一个雾蒙蒙的早晨，国民党地方武装冲进陈兴发老家的村子。他的父亲、伯父以及四位堂兄弟，被押到村口的老樟树下全部枪杀。
陈兴发得知消息后，只是把手中的步枪握得紧紧的，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他转身对班长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以后打仗，最危险的任务，请派给我。”这场惨剧彻底改变了他，心中有了一种更坚定、甚至带着决绝的革命信念。
一九三三年，陈兴发已担任红军特务连连长。随后为了宣传抗日、牵制敌人，中央红军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，向敌人重兵防守的闽浙皖赣边界地区进军。这支队伍的军团长是寻淮洲，参谋长是粟裕，陈兴发所在的连队也被编入其中。这是一次危险的远征，队伍人数不多，却要面对几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。
十一月，部队在安徽太平县的谭家桥与敌军交战。军团长寻淮洲重伤牺牲，部队损失惨重。陈兴发接到命令，率领本连抢占一处重要高地，阻击敌人，掩护大部队转移。这次战斗异常激烈，子弹打完后，战士们就用石头砸，最后展开白刃战。完成任务撤退时，陈兴发的连队只剩下九个人。
一九三五年一月，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一带被国民党重兵包围。连续激战数日，部队被打散。粟裕、刘英等人率领约四百名战士组成突围部队。当时正值严冬，天寒地冻，突围部队在冰天雪中日夜行军，又冷又饿。陈兴发作为骨干，一直跟随突围部队行动。此时已升任营长的陈兴发奉命带队断后，死死阻击追兵。
战斗在一处山坡上进行得十分激烈。陈兴发正在指挥，突然感到左额仿佛被烧红的铁锤猛击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掀倒在地。一颗子弹从他左眉骨上方射入，击穿头骨，从右耳后侧穿出。战士们扑上来呼喊，陈兴发已毫无反应。
追兵枪声越来越近，眼看整个部队将被咬住。团长忍痛下令立即转移。战士们流着泪，把陈兴发抬到一块大石头后面，用枯枝和积雪匆匆掩盖后就离开了。
当天深夜，粟裕在营地听取伤亡报告。当他听到“陈兴发营长在阻击战中牺牲”时，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手中握着的铅笔“啪”一声被折断。他低声对身边的参谋说：“记下来，三营营长陈兴发同志，在怀玉山阻击战中英勇牺牲。”此后几十年，粟裕心中始终认为陈兴发是牺牲的烈士。
然而陈兴发并没有死。深夜的寒气和一场冰冷的山雨把他从昏迷中浇醒。剧痛让他几乎再次昏厥，但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支撑着他。他撕下破烂的袖子，胡乱包扎头部，开始一点一点向山下有人烟的方向爬去。
第五天，一位上山采药的老乡发现了他。老乡认出这是红军伤员，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背到一个隐蔽的山洞藏起来，找来草药为他敷伤，每天偷偷送来稀粥。
由于伤口溃烂化脓，陈兴发连续高烧，多次濒临死亡。但由于年轻体质好，他一次次的挺了过来。三个月后，他能够拄着一根树枝，摇摇晃晃地重新站了起来。只是，他的左眼永远失明，右耳也几乎失聪。活下来的陈兴发拖着虚弱的身体，开始了寻找组织的漫长路程。
陈兴发在山中辗转了好几个月，四处打听红军游击队的消息，历经艰辛后，他终于在赣南山区找到了红军游击队。组织上考虑到他头部重伤未愈，视听不便，不宜继续带领一线部队作战，又因为他政治可靠、经验丰富，便安排他主要负责机关的警卫和交通联络工作。
转眼解放战争进入后期。陈兴发跟随部队一路南下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，鉴于他多年踏实可靠的表现，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华东军区交际处副处长。这个岗位相当重要，需要经常接触各界人士。
但陈兴发心里另有想法。从一九五零年秋天起，他多次向组织提出请求，希望离开大城市，到最艰苦、最需要干部的地方去。有老战友劝他，说上海条件好，有利于他养伤，前途也更好。陈兴发只是摇头，他指着地图上江西连绵的群山说：“我对那里熟悉，山里的老乡还需要办实事的人，我回去正合适。”
经过他反复申请，组织最终同意了他的选择。一九五三年，陈兴发回到江西，被分配到井冈山脚下的宁冈县，担任县供销社主任。宁冈是革命老区，山高林密，交通十分不便。许多群众住在深山里，出一趟门要走大半天。
陈兴发上任后，很快发现一个问题：供销社的门市部设在县城，分散居住在山里的群众想买点盐、打瓶煤油都非常麻烦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。他找来一根扁担和两个竹箩筐，装上乡亲最需要的食盐、火柴、煤油等物品，再带些针线，就开始挑着货担进山了。
从那以后，宁冈的山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个挑担的身影。他爬坡过坳，熟悉每一条小路。下雨天，石板路滑，他就穿着草鞋，一步一步稳稳前行。群众亲切地称他为“担子主任”。他送货的同时，也顺便收购山里的笋干、茶油，帮助乡亲们换些零用钱。时间长了，山里人家几乎都认识这位挑担子的老主任。
一九六六年，由于战争时期留下的伤病时常发作，陈兴发办理了退休手续。组织上关心他的身体，安排他到南昌条件较好的干休所生活。但他住了一阵总觉得不习惯，心里一直惦记着宁冈的山水，所以又常常回到那间住惯了的老屋。
七十年代初，一些老同志逐渐恢复工作。当时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听说了陈兴发的情况。他还记得这位在艰难岁月里忠诚可靠的老战友，特意委托江西当地的同志照顾陈兴发的生活，并看看能否改善他的居住条件。
陈兴发得知后，对前来探望的干部说：“我身体还行，现在的房子够住了。国家还有困难，把好东西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。”
一九七七年秋天，在肖劲光等老战友的关心和安排下，陈兴发有机会前往北京。借此机会，他打听到粟裕的工作地点，这才有了那次相隔四十二年、让两人都激动万分的重逢。
一九八零年三月，由于战争时期头部重伤留下的严重后遗症，加上多年劳累，陈兴发身体多个器官功能衰竭。病床上，他多次嘱咐家人，后事一切从简，不要铺张，不要给组织增加负担。
追悼会那天，宁冈县许多群众自发赶来。不少住在深山里的老人让儿孙搀扶着，走了十几里山路，只为最后送一送他们敬爱的“担子主任”。